三國，是說不盡的一千零一夜。三國文化既談權(quán)謀與兵策，也談人間情義與政治倫理，并在冷酷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計算與充滿溫情的恩義觀之間達成了某種微妙的平衡。

復(fù)旦大學哲學教授徐英瑾近期出版的《堅：三國前傳之孫堅匡漢》，是他對三國歷史進行的跨界創(chuàng)作，小說以過往歷史所忽略的孫堅為樞紐，呈現(xiàn)了東吳政權(quán)早期創(chuàng)業(yè)史以及東漢帝國的衰亡。

《堅：三國前傳之孫堅匡漢》，作者：徐英瑾；版本：鑄刻文化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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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chuàng)作緣起孫堅的故事有戲劇化的悲劇性

徐英瑾分享說，創(chuàng)作《堅：三國前傳之孫堅匡漢》這部小說，其實是受到日本大河劇的影響。在日本NHK（日本放送協(xié)會）播放的大河劇中，很多講述的都是日本大名的故事。在看到這些電視劇以后，徐英瑾馬上聯(lián)想到中國文化，而在這之中，三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非常之大。《三國演義》最早的兩個非漢語譯本中，有一個譯本是日語的。當日本人看到三國故事時，會拿他們戰(zhàn)國時期的斗爭做比附：“織田信長是不是更像曹操？”“我怎么覺得德川家康那么像司馬懿？”這樣一來，日本人在看我國歷史的時候就會覺得特別好玩。

徐英瑾，1978年生，上海人。復(fù)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專業(yè)為英美分析哲學與人工智能哲學。業(yè)余愛好中外各國歷史。著有《用得上的哲學：破解日常難題的99種思考方法》與《人工智能哲學十五講》等。

徐英瑾發(fā)現(xiàn)，大河劇的創(chuàng)作往往并非從最終贏家的角度來拍，比如真田信繁并不是贏家，他站在必將沒落的豐臣氏陣營與德川家康作戰(zhàn)，最終滅亡，但整個故事仍然非常動人。這讓徐英瑾意識到，寫三國，為什么一定要寫曹操，一定要寫劉備？為什么不能寫別人？“從不同人的立場上看，肯定是特別有趣的?！蓖瑫r，日本喜歡將同一段故事反復(fù)進行重新創(chuàng)作，比如最近上演的木村拓哉出演的《傳奇與蝴蝶》，也講織田信長，卻站在織田信長妻子的角度來講。每一次重新創(chuàng)作，文學刻畫的角度都完全不同。因此，徐英瑾認為，我們也可以借鑒這些做法，對傳統(tǒng)文學名著進行二次創(chuàng)作。

那么，以哪一部文學名著為基礎(chǔ)進行創(chuàng)作呢？徐英瑾認為，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文學比較薄弱，從黃巾軍起義寫到三國，時間跨度太長，人物太多，有時候人物的刻畫就顯得不那么扎實，很多人變成了所謂的“工具人”。從文學性上說，徐英瑾認為《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相比，差距是比較大的?；谏鲜鲈颍煊㈣x擇了對《三國演義》進行再創(chuàng)作。這也是徐英瑾創(chuàng)作的緣起。

關(guān)于小說的主角孫堅，徐英瑾說孫堅的故事給了自己很大的感動——他的故事符合古希臘悲劇俄狄甫斯的基本特點。眾所周知，俄狄甫斯的悲劇在于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為了對抗殺父娶母的詛咒，這后來成為西方悲劇的母題。在所有三國故事里，孫堅給徐英瑾的震撼是最大的。徐英瑾說，孫堅是很認真地要匡扶漢室的，但在現(xiàn)在的我們看來，孫堅匡扶漢室的每件事情都讓漢朝可能亡得更快一點。在孫堅身上，能夠真正體現(xiàn)這種悲劇性。孫堅的故事非常符合希臘戲劇的特征，這讓徐英瑾覺得，自己完全可以按照古希臘戲劇的樣子來重新創(chuàng)作——作為一個了解一些西學的中國人，用這種眼光去改寫中國古代故事，“這是我選擇孫堅的一個很重要的藝術(shù)上的理由?！迸c此同時，徐英瑾還希望通過這部小說體現(xiàn)東漢帝國的衰亡，而孫堅是親歷了整個東漢帝國滅亡過程的。

《三國演義》電視劇中的孫堅。

那么，同樣是孫家，為什么不從孫策出發(fā)，不從孫權(quán)出發(fā)呢？徐英瑾說，這是因為孫策和孫權(quán)已經(jīng)卷入漢末的亂世了，對于東漢帝國本身怎么轉(zhuǎn)變過來的并不清楚。孫堅在鹽瀆、盱眙、下邳做過十年縣丞，這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從他的眼光出發(fā)，漢帝國末年的情況是怎樣的？從縣丞做到佐軍司馬，孫堅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所以從孫堅的視角來寫，也能夠把大中國的整個場面體現(xiàn)出來?！边@是徐英瑾選擇寫孫堅的另一個理由。

除上述兩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現(xiàn)代人的共情。在孫堅、曹操和劉備三個人中，孫堅的家世是最慘的。孫堅自稱是孫武之后，這顯然是因為他在當下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身世。孫堅一開始是種瓜的，他種的是什么瓜呢？徐英瑾在這里的設(shè)定是西瓜——當時叫寒瓜——這也是小說里的一個“大殺器”。當然，在歷史上，西瓜在當時并沒有引進中國，這只是徐英瑾的一個比較好玩的設(shè)定。也就是說，孫堅的出身最多也不過是一個富農(nóng)階層，在這之后，孫堅一步步憑借著自己的軍功往上爬，“他的故事應(yīng)該和我們有很多的共情?！?/p>

故事里的哲學反思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升級打怪”的故事

在徐英瑾的小說中，孫堅向上爬的過程非常好玩，但如果僅僅這樣寫，寫出來的就只是一個官員如何“升級打怪”，變成“大男主”的故事。不滿足于此的徐英瑾，在這個內(nèi)容之中填充了很多哲學性、反思性的東西。比如書中有一個人物叫言無名，他愿意為了佛教傳播奉獻自己的生命。寫到這個人物的時候，徐英瑾想到的是黑格爾的精神現(xiàn)象學，當然，言無名并沒有達到懷疑主義后期的自我承認的階段。在整部書之中，最能體現(xiàn)西方哲學的最高標準——人道主義的人物是誰呢？答案是華佗。在書中，華佗有一句樸素的經(jīng)典臺詞：“黃巾軍也是人?！毙煊㈣硎荆A佗也是一個孫堅式的悲劇人物，他給黃巾軍做得手術(shù)越多，黃巾軍就離死亡越近，這正是書中的搞笑與荒謬之處。

在該書的第二卷中，徐英瑾想讓一個重磅人物，也就是整個東漢他最為崇拜的思想家王充出場。王充是東漢時期重要的哲學家，寫下了《論衡》。但如何讓已經(jīng)去世的王充出場呢？徐英瑾設(shè)置了一個蘇格拉底式的人物，扮演自己心目中的哲學家的角色，同時也扮演孫堅軍師的角色，他就是諸葛亮的父親諸葛珪。這個人物并非徐英瑾的創(chuàng)作，只是在歷史上有關(guān)于他的事跡記載很少，因此，徐英瑾在諸葛珪身上設(shè)置了很多故事。

諸葛珪是王充哲學思想的信奉者，王充對于漢朝以來陰陽五行這套帶有迷信色彩的意識形態(tài)有一定的反思，他覺得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借著王充的思想，可以看到漢末亂世知識分子對于當時典型的意識形態(tài)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一定的動搖。在書中，徐英瑾借諸葛珪之口說：洛陽那幫腐儒只知道讀五經(jīng)，他們知道什么時候收割？倉庫里面有老鼠，怎么滅鼠？蝗蟲來了，有什么辦法來應(yīng)付？土地該怎么丈量？他們完全不知道。而這些實際問題，是基層官吏需要面對的。因此，在徐英瑾筆下，孫堅考察孩子時，考的不是四書五經(jīng)，而是《九章算術(shù)》。

在閱讀過程中，《堅：三國前傳之孫堅匡漢》的五卷實際上有一個逐漸上升的過程，孫堅從家鄉(xiāng)出發(fā)，在外部世界游歷，到第五卷時，來到首都洛陽，進入洛陽的圈子。徐英瑾說，當時的洛陽和今天的洛陽，意義完全不一樣。當時的洛陽是整個東亞世界的紐約，是具有世界性意義的，“對于孫堅這種從小地方來的人來說，有種精神震撼?！毙≌f中，趙云與孫堅的第一次見面，是在洛陽的渴烏亭，渴烏是一個類似竹筒的自動噴水裝置，這是因為過去的道路是土路面，馬車駛過去塵土很厲害，“從這個很小的細節(jié)可以看出，首都的科技是這種小地方的人都看不到的?！?/p>

在龐大的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中，孫堅成了一個節(jié)點，徐英瑾試圖讓他和更多的節(jié)點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以至于不得不進行某種時空的挪移，但這種挪移又要符合基本生物學、地理學、心理學等嘗試，而非“穿越”。從這個角度而言，這正是徐英瑾所要達成的目標，通過一部小說，將上述這些東西傳達出去。

所以孫堅在這里成了一個龐大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當中的一個節(jié)點，我試圖要讓它和更多的節(jié)點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有時候就要進行這種時空的挪移，但這種挪移又要符合基本的生物學的、地理學的、心理學的這種常識，不搞任何的穿越。當然有些讀者可能會覺得我過于把孫堅這個點給放大了，但是這是沒有辦法的，因為我的一個目標就是要通過這樣一個小說，能夠把這些東西給傳達出去。

《三國演義》的文學質(zhì)量之爭能進四大名著與文本質(zhì)量無關(guān)？

“一部好的歷史小說，必須同時也是一部百科全書?！痹诹_三洋看來，《堅：三國前傳之孫堅匡漢》中的很多細節(jié)都是經(jīng)常推敲的，是深入淺出的。書中有兩個戲份很多的角色，臧旻和他的兒子臧鴻。臧旻在《后漢書》里頭比較簡略，臧鴻是《三國志》里的大人物，大到什么程度？跟呂布一個級別，《三國志》中有“呂布臧鴻列傳”。羅三洋說，《三國演義》里十八路諸侯討伐董卓，這個大聚會是誰召集的？事實上是臧鴻。在羅三洋看來，《三國演義》的文學性實際上是非常差的，它進入四大名著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里頭反映的歷史。

羅三洋，歷史作家。1979年生于安徽，畢業(yè)于德國海德堡大學。著有《三國三十案》《橫行草原的柔然》《挺進歐洲的匈奴》《歐洲民族大遷徙史話》《夢斷三國》《羅馬的黑人皇帝》《袁本初密碼》《古代絲綢之路的絕唱：廣東十三行》《我們從哪里來》等；譯有《哥特史》（漢譯世界學術(shù)名著叢書）。

關(guān)于《三國演義》的文學成就并不為人認可的問題，羅三洋說，這是因為《三國演義》之前有一個甚至有好幾個原始稿，包括一些元曲，以及最主要是《三國志平話》，這部書格調(diào)并不高，但是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世界觀。它跟《三國志》或《后漢書》反映的歷史事實有巨大沖突?！度龂酒皆挕分校瑤缀跏裁词虑槎己蛣㈥P(guān)張有關(guān)，曹操手下唯一的謀士是蔣干，這就是最早的版本，“在這個基礎(chǔ)上，羅貫中就干了一個‘剪刀加漿糊’的事情。所以《三國演義》的文學成就是很低的?！?/p>

在這里，賈行家提出了一個疑問：為什么中國人對《三國演義》的這個故事這么耿耿于懷，這么反反復(fù)復(fù)去講？賈行家認為，這個問題跟文本質(zhì)量高低沒關(guān)系的。四大名著解決的一大系列問題是中國人對世界的一個基礎(chǔ)框架。那么，三國文化的跨文化魅力究竟何在？徐英瑾在《堅：三國前傳之孫堅匡漢》的序言中提到，這便是冷酷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計算與充滿溫情的恩義觀之間所達成的某種微妙的平衡。這一觀點在賈行家看來正是閱讀這部小說的一個特別重要的認知起點。

賈行家，作家，作品《塵土》《潦草》等。

周濂坦言自己曾經(jīng)也有一個文學夢想，當年在報考北京大學哲學系時，一個主要目標就是在學習哲學以后寫小說，會讓小說寫得更有深度和厚度。但隨著對哲學的學習，周濂發(fā)現(xiàn)自己的文字越來越干癟，想象力也開始枯竭。從這一點而言，徐英瑾顯然并沒有受到哲學的困擾。在周濂看來，《堅：三國前傳之孫堅匡漢》既可以被當作是一本官場小說，去讀其中的黑暗；也可以把它當成一本歷史小說，去讀它的成敗得失；甚至可以把它當成一本青春小說，因為他在這本書當中得到了非常多的少年氣。特別是在第四卷之中，孫堅跟劉備在洛陽城初遇時的描寫，令周濂心潮澎湃。在第五卷中，孫堅跟漢獻帝的對話，也充滿了昂揚的氣息。在周濂看來，作為三國前傳的《堅：三國前傳之孫堅匡漢》沒有真正進入三國鼎立的混戰(zhàn)時期，還有很多青春的、昂揚的、向上的東西。

三國時期的政治哲學邏輯合法性問題高于正義問題

作為一名政治哲學研究者，周濂更為關(guān)心書中的合法性問題和正義問題。在他看來，在三國或者說漢末時期，合法性的問題明顯要高于正義的問題——在政治哲學的邏輯當中也是如此——因為合法性是政治權(quán)力的來源。在三國之中，無論曹操也好，劉備也好，還是孫堅或者后來的孫權(quán)也好，合法性都是他們非常關(guān)鍵的一個問題。

周濂，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著有《現(xiàn)代政治的正當性基礎(chǔ)》（2008）、《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2012）、《正義的可能》（2015），《正義與幸?！罚?018），《打開：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2019），主編《西方政治哲學史·第三卷》（2017）。

為什么劉備說漢“賊”不兩立？因為他自認為自己是中山靖王的后裔，他在血緣上面有天賦的合法性。所謂的“賊”當然指的就是曹操，但曹操本人也要為自己的合法性做辯護，所以他才要“奉天子以令不臣”。那么，其他人又是如何罵曹操的呢？是“挾天子以令諸侯”?！胺睢焙汀皰丁钡恼f法區(qū)別很大，“奉”是尊奉皇上的命令，來討伐不義之臣；“挾”是把天子綁架了，借天子之名來行自己的意志。也就是說，不同的說法其實會賦予曹操以不一樣的合法性依據(jù)。

回到孫堅，或者說孫吳政權(quán)，我們會發(fā)現(xiàn)，跟劉備和曹操相比，他的合法性依據(jù)其實是最低的，所以他只能打出“匡扶漢室”的旗號。在閱讀三國時，我們也會發(fā)現(xiàn)，孫權(quán)稱帝其實是最晚的。為什么最晚？周濂個人認為是因為孫堅非常謹慎，知道自己合法性的依據(jù)是最弱的，所以他必須慎之又慎。

合法性跟正義之間又是什么樣的關(guān)系呢？東漢末年三國的諸侯割據(jù)，或者說軍閥混戰(zhàn)，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必須要師出有名，戰(zhàn)爭的起因必須要合乎正義：正義的出兵，正義的作戰(zhàn)。相比于曹操開戰(zhàn)理由的正義性，曹操在作戰(zhàn)方面可以說是不吝用各種各樣的詭計，甚至是突破道德底線的一些方式。但孫堅會恪守作戰(zhàn)方式的正義性。周濂認為，這很可能是因為孫吳政權(quán)的合法性依據(jù)相對比較弱，所以更不能夠授人以柄。

“今天大部分人對劉備有很多認同，會認為他是仁德之君，但仔細去看劉備在三國當中的表現(xiàn)，從個人道德品行方面來說的話，某種意義上他其實是特別忘恩負義、欺世盜名的?！敝苠ブ赋觯@是因為劉備有漢室正統(tǒng)作為有效的合法性依據(jù)。哪怕他在個人品行方面，在跟劉表、劉璋的交往過程當中，有很多不義之行，但人們也會睜一只眼閉只眼，給予他更多地諒解。從這些角度而言，合法性這個問題，始終要高于正義的問題。

三國語境下的儒家哲學儒家保守主義的問題癥結(jié)

徐英瑾曾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堅：三國前傳之孫堅匡漢》所展示的是一個真正的保守主義者眼中的前三國世界。周濂認為，合法性這個概念跟保守是天然相關(guān)的。周濂寫過一本書叫《現(xiàn)代政治的正當性基礎(chǔ)》。在這本書當中，周濂區(qū)分了兩個概念：一個是對政治權(quán)力的合法性的辯護，還有一個是對政治權(quán)力的證成。周濂認為，合法性跟證成是要區(qū)分開來的。這個概念區(qū)分最關(guān)鍵的一點就在于合法性追問的是政治權(quán)力的來源，證成指的是政治權(quán)力的使用，“合法性始終是往回看的，往回看就意味著它有保守性，而證成是往前看的。”

在這里，徐英瑾進行了補充，在三國的語境里，合法性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在中國范圍的政治哲學所關(guān)心的問題：儒家的政治哲學到底是什么？

在《堅：三國前傳之孫堅匡漢》一書中，徐英瑾對待儒家的態(tài)度并非單一的。在他看來，就強調(diào)鄉(xiāng)土性而言，孫堅和儒家有合拍之處。但同時，徐英瑾又借諸葛珪之口，對于當時儒家的讖緯之說提出了抨擊——讖緯之說通過陰陽五行的學說，把很多事情解釋得過于隨意，以便為政治野心家提供借口。

那么，儒家保守主義的問題是什么呢？徐英瑾說，英國的保守主義是從“兩?！眰鹘y(tǒng)（希臘傳統(tǒng)和希伯來傳統(tǒng)的統(tǒng)稱）里面來的，這其中有著儒家傳統(tǒng)中所沒有的東西，邏輯融貫性檢查。漢代王充的《論衡》有一個很強的特點，頻繁使用歸謬法，但是這套東西始終沒有成為漢代主流的意識形態(tài)。是因為當時的人們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嗎？徐英瑾并不這樣看。

徐英瑾認為，漢代的理性精神也在增長，但在漢代意識形態(tài)的主場，迷信的東西略占上風，中國的保守主義在這個時候沒有完成祛魅化，“這里面就有一個很麻煩的問題，就是東漢意識形態(tài)的神學部分，成為一個死結(jié)，一直留在這里?！毙煊㈣J為，許慎的《說文解字》，實際上想從漢字的底層邏輯來做這件事。但許慎沒有做清楚，而且不純粹。在《堅：三國前傳之孫堅匡漢》中，諸葛珪隱隱覺得有這樣的問題，但他也沒能力修復(fù)。

那么，我們應(yīng)該如何用今天的政治和哲學視角去拆解歷史呢？羅三洋在這里強調(diào)了一點，《堅：三國前傳之孫堅匡漢》的主人公孫堅，有著巨大的代表性和普遍性，“這么一個歷史人物在漢末是必然出現(xiàn)的，絕對不是一個偶然出現(xiàn)?！迸既怀霈F(xiàn)的人物會是誰呢？羅三洋說，是袁紹，是曹操。袁紹和曹操這兩個人是政壇上的異類。袁紹擁有巨大的政治資源，但是他選擇了一種非常奇怪的奪權(quán)道路。曹操以更加奇葩的方式直接背叛了自己所屬的政治集團，來換取另外一個集團的信任，“這兩個奇葩湊到一起，最后讓東漢的歷史走向了一個誰也沒有料想到的方向。但是孫堅這樣的人物是必然出現(xiàn)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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